本文以清代的碑帖之战和此间最具代表性的书论为切入点，观照当代书法的发展，分析、论证中国现代书法所受清代书法之影响。值得一读。
历史上，中国书法经历了汉魏、两晋、唐宋等几个鼎盛时期之后，发展几趋完美。然而事实上，汉隶、魏碑、晋帖、唐法、宋意的盛行，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大体上都是以单一的书法风格的主流横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而在同一时代真正能以碑、帖书风交替发展作为主流的只有清代的书法，现在看来，虽说清代书法的发展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历史、人文背景发展缓慢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显得步履蹒跚，但是，由于在那场激烈的“碑帖大战”中所积淀的综合的书学理论与书法创作模式对后世中国书法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其它历史时期所难以企及的。
一 涛声依旧——馆阁体与文人书法
在展开对“馆阁体”书法的谈论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一下清初的遗民书法，因为遗民书法直接影响到“馆阁体”书法的发展。说到遗民书法，自然离不开在传统书法领域取得过骄人成就的王铎、傅山两位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文人。
王铎沦为“二臣”后，虽说清庭授之以高官，但并不宏扬他的人生哲学，同时又因人品遭遇朝人的鄙视，养就了他那特有的难以舒解的心理；于是王氏只好寄情于书画，以求得心灵的解脱。王氏除了在继承二王书风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外，还创造了“连绵草”(后世对王氏草书的一种称谓)以抒胸臆。时至今日，我们不禁会想，在当时也许只有像“连绵草”那具有个性张扬和表现力的书法形式，才能真正反映和体现出王氏那种名重一时却遭鄙夷的双重心态。另外，虽说“连绵草”的诞生在当时没有得到朝人的认可与重视，但它却对后世(尤其是当代)书法的发展影响至深。在日本，早在二战前的昭和年间就有了指明以王铎为中心的“明清调”书风的提倡与研究。在中国，王氏对现代中国书坛的影响，应该说是始自80年代东瀛“崇王派”领袖村上三岛访问王氏故里之行；今天看来，王氏书法中影响现代书坛最深的莫过于是他的“连绵草”中(当然有些是行草书)所独有的那种既传统又个性的长幅巨制式的创作形式。岂不见前些年能挤入国字号展览的书法作品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规格尺寸大有与宽敞的展厅一较高下之势，且这种势头一年胜似一年。要不中国书协怎么会在“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览”的征稿启事里注明作品规格尺寸的要求呢？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的问题。
另外，同是遗民且精于书法的傅山，在明亡后，念念不忘旧主恩泽，衣朱衣，居土穴，至死不应清试。傅氏于书初习晋唐，后尤喜子昂、香光书法，甚受其圆转流丽品格之余，自然少不了心追手摹一番。另外，傅氏一生，除了在书法创作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外(清代“馆阁体”书法的发展受其影响颇大)，他所提出的“四宁四毋”美学理论更是备受同仁推崇。他不但影响了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并且为后期碑学兴起也带来了启示。再者，对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的，近二十年来，在书法界习傅氏者日增便是很好的例证。
简略说过“遗民书法”之后，再来谈一下帖学“馆阁体”书法。
“馆阁体”书法的兴起，缘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当朝统治者的极力提倡，致使“馆阁体”成为书法之正宗。清代亦然。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事实上，香光、子昂的书法堪称明代文人士大夫书法的杰出代表，然而从书法创作风格的形式归类来看，他们的书法源流仍属“馆阁”一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清代中前期文人士大夫书法的发展由于受康、乾爷孙俩对“馆阁体”书法的钟爱及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所致，“馆阁”也就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直至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的相继问世，其中具有极力崇尚北碑的思想萌芽，这才开启了清代书法的新风，致使“馆阁”之盟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而面临着走向“没落”的命运。 |